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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阅微草堂笔记（五种）》是清代中后期一部很独特的文言志怪小说，说它独特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作者独特。作者纪晓岚乃是乾隆、嘉庆两朝的重要文臣和文化名人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创作于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,终于嘉庆三年(1798年),前后延续十年之久，是他生前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。期间谈狐说鬼、间杂考辨，多有真知灼见、解颐妙语，形成了借寓、写实、诙谐、深刻的特点，成为我国清代文言小说史上的代表之作。
一
纪晓岚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，中解元，三十一岁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居官五十多载，曾任山西乡试正考官、公试同考官视学福建，后迁任侍读学士、兵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，在嘉庆朝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、管国子监事，直至去世。他半生仕途曲折多艰，四十五岁时，（乾隆三十三年，1768年）因受姻亲两淮盐政卢见曾查抄案牵连，被乾隆皇帝远戍乌鲁木齐，忍受着“空山日日忍饥行，冰雪崎岖百廿程”的痛苦，度过了两年忧惧的时光，使他对世间百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纪昀将在乌鲁木齐的见闻、感慨记录下来，写成《乌鲁木齐杂诗》，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绝佳的素材。两年后（乾隆三十五年，1770年），乾隆皇帝召纪昀回京参加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。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回到北京后，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图书的整理编纂工作中。惨淡经营十年（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七年，1773-1782），并撰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凡二百卷，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，凡二十卷。《四库全书》的修成，是纪昀学术生涯的重大事件，也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。《四库全书》修成当年，乾隆皇帝特赐纪昀紫禁城内骑马；八十岁寿辰之时，嘉庆皇帝派人祝贺并赠送礼物；去世之时，嘉庆皇帝御赐碑文称其“敏而好学可为文，授之以政无不达”，故谥号“文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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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文达公也经历过许多宦海波折、人生磨难，曾自做挽联：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”正是其一生真实的写照。过了大半生荣枯咫尺间、担惊受怕的日子，纪晓岚变得洞察世事、世故老道。他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之谈，世态感悟之语，都写入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。书中以僧、道、狐、鬼、怪为主要描写对象，利用喻指、象征的手段充分表现出了世间百态，人情冷暖，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哲理。纪晓岚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“阅微草堂”，大概是化用了《韩非子》中“见微知著”这个成语，即通过细微的苗头预知事物的发展趋势，透过细微的表象看到本质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比起其他志怪小说视野更加开阔，更具深刻性和思辨性，与“才子之笔”的小说创作风格不太一样。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第二个独特之处，即志怪内容和创作风格的独特。作为一部志怪小说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篇篇不离佛道、章章皆有鬼怪，或寓指世事，或抒发感慨，其中不仅有纪昀等中高层文人对于佛、道二教的认识，也有乡野百姓眼中仙佛的存在状态，还有很多宗教文化内容都折射出当时的宗教环境和学术环境。纪昀将这些内容融入到小说作品中，使之成为实现儒家传统道德和规范的重要手段，既是为了实现“劝惩百姓”的目的，也是他“以儒为本，释道补之”宗教观念的体现。可以说，鬼怪、佛道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扮演的角色既重要又独特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坚持纪实为主的创作传统，又对传统志怪小说有所突破。不拘泥于简单的记述，而是融志怪和考辨于一体，在平直的记述中杂以精当的议论，质朴凝练，富于理趣。以尺幅千里的形式揭示世间哲理，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。借纪晓岚诙谐、幽默之笔调，形成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鲜明的艺术特色。书中在狐、鬼之中寄寓了许多世间哲理、人生感悟，同小说有机地融为一体。正如鲁迅对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评价：
“故凡测鬼神之情状，发人间之幽微，托狐鬼以抒己见者，隽思妙语，时足解颐；间杂考辨，亦有灼见。叙述复雍容淡雅，天趣盎然，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，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。”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生前的唯一著述，对之倾注的心血和寄予的希望非常之大：
“叠矩重规，毫厘不失，灼然与才子之笔，分路而扬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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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说到“才子之笔”，就不得不说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同为清代短篇志怪小翘楚的《聊斋志异》。《聊斋志异》是用传奇笔法而以志怪，奇幻瑰丽，委曲铺陈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写作手法则很独特，每个故事的开头都会写明，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听来的，甚至某人转告某人，某人又告诉作者的，即使是倒了几手的故事，也要溯出源头，一一表明。如此近乎苛刻地追求真实性，体现了纪晓岚对于“志怪”与“传奇”的不同认知，他坚持以“古法”志怪，按照史传的传统来写作，即求实求真。所以两者虽然涉及了很多相同、相似的宗教文化内容，表现手法却不尽相同，如“画壁”故事和冥诉故事等。纪昀还专门针对《聊斋志异》创作了一些情节相似，结局却迥然有异的狐鬼故事，特别是那些书生遇狐、遇鬼之事，完全没有《聊斋志异》的美好与期许，基本都是恐怖的，被戏弄的。纪晓岚虽然口口声声说鬼神之事是子不语，但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记载来看，志怪小说，他本人绝对没少看。
纪晓岚这种不惜损害故事的文学性也要追求“实录”的创作风格，导致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从故事内容到写作风格都显示出鲜明的“求实”的审美品格，故事内容多取材于实际生活、语言简洁、文风平实。这种审美品格与当时“实学”大盛的学术氛围有很大关系，纪昀一直强调“实心励实行，实学求实用。”在宗教文化的题材选择上，尽量选择那些符合儒家传统道德标准，能够对社会有所裨益的内容；语言追求省净、简洁；文风平实，这些都是清代实学美学的具体体现。纪晓岚与《聊斋志异》背道而驰，过分强调“实录”风格，与他最喜爱的大儿子纪汝佶去世也有关系。纪汝佶学习散文，误入“性灵”派，读完《聊斋志异》后又沉湎于此不可自拔，最终不仅没有进学，甚至还丢了性命。纪晓岚似乎有意用汝佶作为反面教材，劝戒天下士子。
不过，也许正是这种据实写作的特点，展现给我们真实的社会底层的人生百态。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了饥荒时期百姓的惨状，妇女幼儿被当做“菜人”屠杀；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在生存与贞节之间的苦苦挣扎；在战争中奋力拼杀的下级军官和将士们；那些埋头读书的边远地区的士子们……纪晓岚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知道，他怕他们就此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，所以他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他们真实的经历，这种对于普通人的关注，让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文字在不经意地闪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风格。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还有不少故事颇富讽刺意味，纪晓岚借狐鬼之口辛辣地讽刺了道学家、儒林、官吏。留下了许多文学色彩突出、思想深刻、见解独到的优秀讽刺故事，形成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天趣盎然，妙语解颐的风格。与《儒林外史》有很大可比性。特别是对那些道貌岸然的讲学家的讽刺，纪昀和吴敬梓都采取了言行相悖的讽刺手法，令人忍俊不禁。当然，二人所站的立场是不同的，纪昀并不反对科举考试，也并不反对理学，他只是希望修正其中不合理的部分。相较而言，就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来说，吴敬梓更彻底、更深刻一些。纪晓岚曾经在新疆生活一段时间，记载了大量富有边疆特色的故事，他从一个下级军官的视角，记载了三个连续的小故事，真实记录了正史中重要事件的具体细节。这些具有文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作品，能够体现纪晓岚创作本意，故悉数选取在本书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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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第三个独特之处，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版本问题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共由五个部分组成：《滦阳消夏录》六卷、《如是我闻》四卷、《槐西杂志》四卷、《姑妄听之》四卷、《滦阳续录》六卷。这五部分内容并非一时一地完成，系陆续写成，曾有单行刻本，所谓“旧有《滦阳消夏录》《如是我闻》二书，为书肆所刊刻。”这些单行刻本有的是私自刻印，有的是未经校订，所谓“属草未定，遂为书肆所窃刊。”为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，自嘉庆五年（1800）纪晓岚的门人盛时彦将五种笔记合刊，并经过纪晓岚本人的检校核对，成为以后流传各种合刊本的“祖本”，可惜板片旋毁于火。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，纪晓岚去世十一年后，盛时彦重刻此书（以下简称嘉庆盛本），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因“从索书者中，因重锓版”由盛时彦、郑开禧作序，郑开禧又刻一版，可见此书的畅销程度。后世继有刻本出，大略不出嘉庆五年盛本。民国年间的主要印本有：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的《详注阅微草堂笔记》，刻于民国七年（1918）。民国十二年（1933）刊刻的《分类广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》。石印本《绘图阅微草堂笔记》，由上海锦章图书局印行。
除上述刻本印本外，此书还有抄本，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抄本是国图藏《滦阳消夏录》抄本一种，书中有多处纪晓岚手迹，并有纪晓岚、刘墉等手跋。应系《滦阳消夏录》稿本的初次誊抄。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版本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这个抄本有三点最为引人注目：一、此书形制与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极为相似；二、有纪晓岚亲笔题诗、题字若干处及刘墉、贾臻、吴式芬等题跋；三、有佚文两则，不见著录于嘉庆盛本和道光郑本及后世诸本，殊为宝贵。
抄本《滦阳消夏录》的形制为：开本高30厘米，宽19.1厘米，版框高22.1厘米，宽15.4厘米，天头5.8厘米，地脚2.1厘米，每半叶八行，每行二十一字，朱丝栏格，四周单边，无页码标记，共六十五叶。形制、大小、字体与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几乎一致。这种情况应与《滦阳消夏录》创作过程有关。此抄本第三卷末有纪晓岚亲笔题跋一则，详细介绍了其创作时间：
右滦阳消夏录三卷，前二卷成于热河，后一卷则在热河成其半。还京后乃足成之，故间有今岁事，仍并为一书，因其原名者，如陆放翁吟咏万篇非做于一时一地，统名曰《剑南诗集》云尔。庚戌（1790）六月廿九日缮净本竟因题。
可知此书先在热河（今河北省承德）完成两卷半，回到北京后又完成了剩下的半卷。关于热河创作《滦阳消夏录》一事在道光郑本《滦阳消夏录》序中有更为详细地记录：“乾隆己酉夏，以编排秘籍，于役滦阳。时校理久竟，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……聊付抄胥存之，名曰《滦阳消夏录》。”承德古称滦阳，也就是热河，纪晓岚所谓的于役滦阳，指的就是在承德校订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。根据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中《热河总管董椿奏纪昀来热河时间及办理书籍情形折》记载：（乾隆戊申年）“兹纪昀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抵热河。”乾隆己酉年十一月初九日《<谕荟要>二分着派懋勤殿翰林会同纪昀悉心勘校》奏折中记载：“文渊、文源、文津三阁四库全书，前已派员逐分校阅，将错误处所详晰签改……着派懋勤殿翰林，会同纪昀悉心勘校……”可知乾隆戊申年（1788）底至乾隆己酉年（1789），纪晓岚大部分时间都在承德文津阁校订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也正好印证了《滦阳消夏录》序中所说的“乾隆己酉夏”“时校理久竟”。此时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，将以前的回忆、见闻甚至修定《四库全书》的佚事汇集成书，付四库馆抄胥存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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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另外，此抄本中的一些题记中也记述了誊录的时间：其中第一册记：“己酉五月廿六日缮竟附题”，可知此书第一册91个故事完成后在乾隆己酉（1789）夏天缮写过一次，第三册末叶记“庚戌（1790）六月廿九日缮净本竟因题。”可知《滦阳消夏录》三册全部完成后，于庚戌年夏天再次整理、誊录完成。故纪晓岚创作、誊录完成《滦阳消夏录》的时间与校订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时间大致吻合，所以抄本《滦阳消夏录》从书大、行款、字体与《四库全书》缮本无异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中也提到此抄本云：“此帙棉纸朱阑，宽行正楷，与《四库全书》缮本无异，当是公修书时饬馆中小吏所写。”文达公曾言其书非一时一地写成，从抄写笔迹判断，亦非一时一地抄成。此本行文中，“玄”字皆缺笔避康熙皇帝讳，鬼字都缺“撇”，应示“鬼字不出头”之意。
但是，将稿件交给抄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，盛时彦在乾隆癸丑（1793）年跋语中写道：“此前三书，甫经脱稿，即为抄胥私写去，脱文误字，往往而有。”此前三书即为《滦阳消夏录》《槐西杂志》《如是我闻》，可见当时均有抄本，甚至有错误百出的私抄本流通。可惜目前只有《滦阳消夏录》一种流传下来，殊为宝贵。
道光庚戍（1850）十一月，直隶故城人贾臻从纪晓岚的元孙纪谷原手中看到了这个抄本，他兴奋不已地题写了多条跋语：“文达元孙谷原上舍自盟津来，以是本见贻，余受而藏之，自诧眼福。”贾臻，字运生，号退崖，道光壬辰（1832）科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考选山东道御史。道光己酉（1849）授河南府知府，后官至安徽布政使。与黄爵滋、曾国藩交好，与晚清名臣胡林翼亦多有来往。贾臻见到这个抄本的时候，正是他任河南知府的第二年。他注意到里面有若干纪晓岚亲笔题诗、题字为后世所罕见，特别是该书首卷有纪晓岚亲笔题写二首七言绝句，其中第一首为：
检点燕公记事珠，拈毫一字几踌躇。
平生曾是轻干宝，浪被人称鬼董狐。
这首诗后来不见著录他本，为人熟知的则是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盛本中所记载的七绝：
平生心力坐销磨，纸上烟云过眼多。
拟筑书仓今老矣，只应说鬼似东坡。
看到这两则不同的绝句后，贾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：“文公自题两绝句，前一首与今刻本异，此当是初稿，”两首诗从内容上看，都符合纪晓岚的身份和阅历，抄本中的绝句系初稿无疑。这两首绝句的侧重点不太一样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创作心态的变化。抄本的绝句侧重描写作者的创作状态，由于志怪小说自来被士大夫阶层轻视，所以作者声称“平生曾是轻干宝，浪被人称鬼董狐”，既有为自己创作这样一部“稗官琐语”之作的辩解，又有自谦之意。嘉庆二十一（1816）年盛本中的绝句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老态，显现出一种参透世事的旷达。
抄本第一卷末有刘墉手跋一则：
正容庄语，听者恐卧，导以隽永，使人意消，不以文为制，而以文为戏，晋公亦何规乎？瑰玮连犿，吾爱其笔。石庵居士题。
晋公指的是晋平公，刘向《说苑》记载：晋平公问于师旷曰：“吾年七十，欲学，恐已暮矣。师旷曰：“何不秉烛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？”师旷曰：“盲臣安敢戏君乎？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，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，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。秉烛之明孰与昧行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善哉！”
这则故事中师旷用比喻的方法劝谏晋平公，正好点明了纪晓岚创作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目的：借鬼怪以劝世。应该说刘墉是非常了解纪晓岚的，明白他的苦心，为他写作这样一部志怪小说辩解，认为他是“不以文为制，而以文为戏”，并且极大地肯定了纪晓岚出众的文学才华。虽然贾臻一再强调刘墉跋语的真实性：“第一卷末刘文清跋尾，从知真迹。”但为何后世流传的诸本中不见此跋语，与士大夫阶层对于小说的看法有很大关系。士大夫阶层认为小说只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的，尚可一看。
第一卷后还有纪晓岚的亲笔题记，贾臻特意指出：“此卷后公自识四行，寔公亲书，人或未之知也。特为指出，以告之获覩是本者。”后来吴式芬又特意强调这四行是文达公亲笔，卷末特意批语云：
曩在京师，曾见公手批施注苏诗原本，此册后四行，的为公亲笔无疑。
咸丰壬子（1852）正月吴式芬谨识
是书卷三第35页，内亦有纪晓岚亲笔书两行：
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，其最为民害者，一曰吏，一曰役，一曰官之子弟，一曰官之亲友，是四种人无官之责。
书框底部小字写云：
此两行是公亲笔补书，贾臻记辛亥三月。
两位见过文达公手迹的人都证实这几处为纪晓岚亲笔书写，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也说：“今以此帙审视，其为真迹固无庸疑虑也。”此抄本的文献价值自不待言。此抄本前钤有“南宫邢氏珍藏善本”、“邢之襄”印。邢之襄（1880-1972），字赞廷、詹亭。直隶南宫（今河北邢台）人，现代藏书家。青年时期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任职。喜收藏、刊刻古籍图书。与傅增湘同学，彼此往来藏书甚多，关系弥笃。邢之襄后将多种善本书赠与国家图书馆。可知是本流传有绪，抄成后由纪晓岚元孙纪谷原所藏，后辗转流入邢之襄处，现藏国家图书馆。这个抄本中保存的2则佚文也一并收入本书，系首次编入书内，读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可借此一睹《滦阳消夏录》旧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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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笔者真正接触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在读硕士的时候，那时候学界和读者对于这本书的关注度还不太高。作为与《聊斋志异》齐名的志怪小说作品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不如后者。直到21世纪初，对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研究才真正进入繁荣时期，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专著，十年间的研究成果比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。作为志怪的结穴之作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文化内涵空前丰富复杂，特别是与宗教有关的故事中，既反映了宗教传统的教理教义乃至仪轨，又生动呈现出当时宗教生态。对此抉幽剔隐，颇多发明。诸如对于佛门“放焰口”的研究，对道教“牒”、“扶乩”源流的描述、阐释，都有发前人未发之处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故事中有很多封建迷信、因果报应等内容，存在着胡乱联系、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的问题，今人要本着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态度去阅读。
今天看来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研究已经开拓了很多其他的领域，如与纪昀研究、“四库”研究之间的关系；以及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与唐宋传奇、清代其他志怪小说的关系；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文本自身的宗教现象、宗教观念等方面的研究，都还存在着不少盲区，这些都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努力，使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研究更加深入。此外，是否需要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研究与纪昀研究、“四库”研究做一次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整合，也是应该给予关注的问题。
最后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这篇序言的题目，是我的博士导师陈洪先生所起。“燃犀”一词，最早出自《异苑》讲晋代温峤到牛渚矶这个地方，听到水下有音乐之声，点燃犀牛角而照之，发现水下很多怪物。后来多比喻洞若观火，明察奸邪。后来南宋词人辛弃疾的《水龙吟·过南剑双溪楼》中也用到了这个典故：“待燃犀下看，凭栏却怕，风雷怒，鱼龙惨。”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，就像是“燃犀”之下，照见的是风雷之下清代中期社会中的种种世故人情和世间百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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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张伟丽，河北省唐山市人，南开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毕业，文学博士，2009年至今供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，研究馆员(正高级)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古籍文献整理、清人交游、四库全书、古代小说与文化等。首都师范大学“四库学”研究中心会员、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。专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志怪特色研究》（独著）《古籍提要题跋节录》（独著）会注会校会评本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（合著）《唐宋乐古谱类存》第二辑（合著）。在《四库学》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》《蒲松龄研究》《中国曲学研究》等刊物发表《从四库全书纂修看纪昀的文学思想》《阅微草堂笔记“大圆镜”意象考》《国图馆藏音乐文献整理始末》等二十余篇论文。参加2017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注”等数个国家社科、教育部、高校古委会等项目。2019年主持国家图书馆项目“文津阁四库全书誊录监生研究”,2024年9月结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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